李振江：十九大之后國家的經濟形勢，綜合起來有四個普遍共識，這四個觀點在十九大報告里都有明確印證。站在酒業的立場，我認為需要引起廣大同仁的高度重視。
首先，十九大之后中國經濟形勢極好發展
十九大之后，整個中國經濟形勢不是很好、特好、而是極好。
十九大報告顯示，用十五年的時間中國要全面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無論是人均GDP還是國家級GDP。在這個周期里，要成為世界大國一定是用經濟實力去說話的。但是目前我國經濟實力和美國的差距還是非常大的，盡管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的經濟盡管體量比較小，但增速很快，美國經濟盡管速度慢但體量依舊很大，在這樣的差距下，中國要趕超美國，就必須快跑十年，而且每年的速度和活躍程度要保持較高水準。因此，中國經濟將會出現有節奏的快跑，五年左右時間用于調整和糾錯，用十年的時間加速前進，大概十五年的時間，把中國帶向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由此，我們預測，中國將迎來十年高速的經濟增長期，其繁榮程度和增速會恢復或者超越2010、2011年的速度。
這是基于大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一的戰略目標。
其次，伴隨大國崛起的是意識形態上的統一輸出
從意識形態上來看，大國崛起的背后必然要統一的文化價值觀輸出。習近平同志三萬多字的報告里面其中兩次提到了傳統文化，文化振興、文化復蘇。文化價值觀的統一形態，對于當下的環境和未來尤為重要。
意識形態的迭代分兩個層面，一是建立統一的政治意識形態，這是大國崛起的必經之路。
這樣的意識形態上的迭代，我們從從國際與國內、視覺與聽覺、新聞與現實，上，黨中央都在倡導一種積極且統一的文化價值觀，目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的影視作品，都在不同程度的引導全社會進入到一種良性的、積極向上的、統一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
第二個層面那就是從產業上來看。中國的產業一定要把本土的、傳統的帶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表現出它的先進性和代表性。但同時這種文化要成為一種國際化的語言，而不是單純中國人自己的文化，中國特色的文化必須要具有與世界文化的交互、交換能力。
第三，國進民退是這一階段的大趨勢，可能會成為重要的政策紅利
十九大之后的五年，國進民退一定是主流。從雄安新區的崛起、一帶一路的建設、以及金融上的PPP模式的穩步推進，國有資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國有經濟的率先進入不是說壓制民營經濟，而是二者之間一個階段性的結構性的增長。
從國家層面上，國退民進和民進國退都是調整節奏和結構的重要方式，不是誰制約誰而是交替上升的過程。
從政治經濟角度來看，中國與世界的政治關系是要用經濟來對話的，目前中國已經變成世界第二大債權國，與美國相差無幾，與世界其他國家形成了真正的命運共同體，中國好，大家好，中國損大家損。特別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更要有可控性，所以，首先保證自我的良性發展和大盤可控，可以起到穩定世界局勢的重大作用。
從表現形式上看，混合所有制改革將會成為新一輪的改革紅利和政策紅利。和君咨詢做了多個省國資委的混合所有制項目，項目大難度也大，但確實是勢在必行。兩種經濟體制的混合，發揮優勢，規避短處，必定會產生非常重要的紅利。短期看，無論是國營經濟混合所有制還是民營經濟的混合所有制需要一個磨合、融合的過程，不會馬上顯示出大的利益，從長遠看，一定有非常廣闊的前景和巨大的政策紅利。
第四，洞察體制變革的契機，做好政策解讀與政府互動。
我們非常清晰地看到，在黨政軍三個重要層面，完成了重要的組織變革。無論是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體制到軍隊體系，堪稱組織變革的經典案例，非常精準，很精彩。這次變革與調整，產生了一大批年輕有為的干部，同時也產生了大有作為的空間和上升通道。
中國本質是一個創業型公司，對于多數干部而言，經濟提升就是這些省市領導的第一考核內容。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會在未來的幾年里變的越來越突出。世界第一大國目標怎么實現，那就是經濟。既要保證經濟的快速發展，還要保證生態的平衡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這批領導想要在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職業生涯上變得更精彩或者更有作為，就必須使出渾身解數把經濟搞上去。
基于中國的政治體系發展經濟，政商的二元結構是具有獨特性的。政府有政策、有平臺，企業在這個舞臺上要唱好戲，就一定要完成政商的緊密結合和政策解讀。
看另一個數據，餐飲是一個非常穩定的產業，連續3-4年都是8%的增長。八項規定出臺的那一年甚至降到了5%以下，經營非常慘淡，但從2017年開始整個行業平均增長率達12%，提高了4個百分點。意味著這個行業的全面復蘇。
究其原因，老百姓的吃飯，正常的宴請、頻次、規模是比較穩定的，即使消費升級也沒有這么快，實際上商務宴請為主體的政商結合下的繁榮，頻次增加了，規模變大了，其背后一定是政商需求的拉動。還有一個素材就是十九大前后，我走訪了幾個企業，今年上半年的團購量不同程度的都比去年同期要增長10%，高的達到50%。一般的政商務宴請，進入到星級飯店，不再偷偷摸摸的。當然，在這里面還會有一些招待的標準和條框會卡著，不是松動了，而是在這種既定框架下既要經濟互動，又要干部清廉，工作要求和考核更高了。
李振江：通過對十九大報告的理解，我認為中國葡萄酒產業和市場迎來了繁榮的十年。但是要抓住機遇，需要深刻認識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大國思維下的葡萄酒產業，國產和進口的機會有什么不同。
進口酒已經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市場，很難有大規模的增長，但是仍會持續增長；大國經濟和大國政治背景下對于國產酒的機會是巨大的。大國崛起的背后如果一定要輸出點什么，那就是文化輸出。酒，是文化輸出的最重要載體，白酒已經完成這種文化輸出的準備，而葡萄酒并沒有。所以從趨勢上看，在十九大之后中國會有一批帶有中國符號的國產酒出現在國際視野。
毫不懷疑，具有明顯的民族文化符號，代表中國特色的葡萄酒，將伴隨著大國崛起成長起來。與進口酒的貿易行為有本質區別的是，中國本土葡萄酒一定有它清晰的品牌屬性、產地屬性和文化屬性。
另外，還有一個可能對進口酒不利，葡萄酒產業規模太小，往往被國家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博弈的工具，法國葡萄酒的牛血粉事件、中國光伏反傾銷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中國葡萄酒產區因為大多處于土地貧瘠的窮困遠地區，又具有一二三產高度融合的產業優勢，肩負著農民脫貧致富的重要責任，相反，會在十九大之后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
第二，在更加嚴格的政商消費管控下，葡萄酒應該怎么做。
在嚴肅黨紀這個事兒上，我倒不覺得它會被一桿子打死。一方面國產酒一定要跟當地的政府基于產區的打造有更加緊密、更加深入的合作；另一方面這種政商環境下的團購還是有機會的，只不過這種機會對于國產酒來講，不能變成唯一的銷售通道。不會再回到原來的那種“無約束”狀態。
我認為，國產葡萄酒企業要基于市場化的商業模式創新、渠道升級、廠商合作模式的創新、產品概念的創新、產品品質的提升，才能完成穩定性的轉型與升級。包括在品牌宣傳、推廣、品鑒跟消費者的互動上要完成一體化的市場化的工作，才能夠解決持續的發展和持續的經營問題。
到今天為止國產酒最大的命門有兩個。一個是跟商業的溝通和廠商合作方式上沒有形成大的聯盟和持續性的合作關系，第二個是在消費者的引導上沒有建立一套屬于本土化的認知、體驗系統。依舊按照國外的方式教育消費者，是有問題的。酒是情感的載體，是情感的催化劑，所以一定要進入到中國人的吃飯、社交、禮儀里面，才能夠從根兒上改變跟進口不一樣的消費認知，那就是要做文化自信、產品自信、品牌自信的工作。這是基于一套商業模式和推廣系統的重新梳理，是基于消費者和產品本身的互動和溝通來完成新的話語體系的建設。
第三，中國葡萄酒的文化自信一定是基于商業創新。
習主席在多個場合多次提到中國的自信，核心是文化自信，經過多年進口葡萄酒熏陶的中國市場，中國葡萄酒的文化屬性到底是什么？它的文化內涵是什么？它能代表的中國的特色是什么？它能夠反映出的精神層面的價值是什么？他與消費者的生活有著什么聯系？
中國葡萄酒教父李華博士在2016年發表的《葡萄酒的新世界、舊世界與新新世界》的論文全面闡述了中國葡萄酒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對自己葡萄酒歷史、傳統的正確認知和傳承上。中國有可考證的葡萄酒歷史9000年之久，是葡萄酒的原產國之一，經過了春秋戰國、漢唐盛世、元明清等時代的變遷，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體系，但是當我們面臨進口葡萄酒的中國沖擊波時，卻丟掉了這個文化自信?，F在，中國葡萄酒是時候找回自己的根樹立自信了。
當然，中國葡萄酒的文化自信一定要基于品質、產地、原料等物質層面和社交、禮儀精神層面上，去完成國產酒的文化系統和話語體系的重新建立，這是一個系統的問題。我認為所謂文化自信的背后首先是基于經濟的，經濟是基于商業價值再創造的。這種文化不是裝出來的，是要用實力把產品賣出去，在銷售的過程中與用戶建立利益共同體和一體化的信任關系，實現路徑就要通過商業模式創新、互聯網工具和廠商合作模式的變化，在市場端和銷售端有更多的提升和可持續性的經營策略。從而通過文化體系和話語體系的輸出，培育更多的消費者對國產酒的認可和青睞。所以，文化自信不完全是一個單純的文化概念，背后還需要有經濟實力支持。
第四，新的社會矛盾與葡萄酒產業的關系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與葡萄酒包括白酒的關聯度非常高，可以理解為老百姓今天的生活質量已經提高了，但需要有更多的好的產品去美化生活。而這個好的產品絕對不是貴的，產業升級的背后一定是產品會變得越來越好，而不是越來越貴。無論是葡萄酒還是白酒，扮演的是給消費者提供越來越好的生活方式的角色，能讓消費者感受到這個東西的美好。葡萄酒的體驗性、愉悅性功能比白酒體現的更淋漓盡致一些。葡萄酒會從原來的輕奢產品逐漸變成日常消費品，隨著消費者購買能力和思想意識的提高，對葡萄酒會越來越在意而變成生活當中的一部分，成為一個日常飲用產品。葡萄酒與消費者之間最有可能建立親密的伙伴關系，變成美好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成為一個表現、一個特征、一個符號性的產品。這就是人均GDP八千美金之后，人們對于品牌的需求和自身的需求會越來越看重。
這種矛盾的變化，必須解決葡萄酒產業的定位問題。首先，要讓我們的產品品質變得更高、更可控，更透明，讓消費者更容易感知；第二個就是讓品牌屬性也變得越來越強烈，即能夠表達消費者更多的品牌意識和生活方式。能讓消費者看到它不是一個工業化的產品，一定是帶有情感屬性和美好聯想的，我認為這就是國產酒最大的定義和價值。
第五，國產酒最大的風口在哪里？
從市場競爭的角度講，國產酒一定要設一個重要假想敵，這個假想敵就是進口酒，最起碼把它放在對立面來思考問題。
雖然進口葡萄酒對中國市場的培育和對國產葡萄酒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對國產酒的沖擊也是巨大的。數據顯示，2009-2016年，進口酒領域整體年復合增長率超21%，進口酒量由17萬噸達到64萬噸，實現近4倍的增長，而國產酒的產量近4年持續負增長，如果去除統計水分，中外葡萄酒的市場份額已經超過臨界點達到5:5。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進口酒就是國產葡萄酒最大的競爭對手。這種競爭，我認為國產酒一定要相對更彪悍一些的，品牌的概念要有更針對性些，市場策略更犀利一些，這就是國產酒最大的風口也是巨大的挑戰。
風口的意義是中國隨著人均GDP的增長以及年輕化程度的提高，葡萄酒的市場會比現在變得更大。國產葡萄酒的機會就是要從進口酒的增長速度里面建立自己的品牌，去搶奪進口酒的生意。然而，搶奪的核心不是單純的市場行為，更是廠商合作的行為，是一個系統的“轉基因”工程：從關注土地到關注市場，從關注產能到關注銷量，從關注評獎到關注消費體驗，從關注技術團隊到關注銷售組織，從廠商合作、市場渠道、消費者培育、品牌建設等幾個方面去跟進口酒展開正面的市場交鋒。
我認為現在中外葡萄酒的競爭已經不是個側翼戰的過程，因為面對的消費者是同樣一批人，面對的經銷商也是基本一致的。正面戰場的廝殺武器是品牌，而進口酒的短板恰恰是可以和消費者互動的“帶有中國字”的品牌認知。
這種趨勢就是國產酒發展的最大機遇。因此國產酒要在系統化上與進口酒進行強勢競爭，通過靈活性的市場機制搶占商業資源和渠道資源，通過有親和力和滲透性的推廣，培育消費者認知，從而搶占巨大的市場份額。
總之，我認為國產酒發展的風口，就是隨著大國崛起樹品牌建設、商業創新，從而形成最終的文化輸出。長期來看，通過提高質量、突出風格，建立自己的市場機制等系統工程，形成一批代表著中國特色的葡萄酒品牌，同時一定會出現像茅臺一樣代表中國的文化走進國際市場的葡萄酒企業，在世界范圍內確立中國的葡萄酒文化。短期內采用品牌與市場化的系統打法，針對假想敵采取重點市場精準擊破。以產區為單位，采用區域化搶占市場的方式，打造全國市場藍圖。（酒業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