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莊酒“標準”，中酒協的一廂情愿？
2014年6月3日，多家媒體報道稱，中國酒業協會（下稱“中酒協”）出臺了葡萄酒酒莊酒商標申請的標準。報道稱，未來，建立在中國的葡萄酒酒莊需要獲得名份，則不得不邁過“標準”這道坎，并接受來自協會的監督。
消息顯示，該標準所涉范圍包括股權、酒莊建設、葡萄種植、生產工藝流程、產品產量和質量以及感官質量等諸多環節，十分嚴苛。俗話說嚴師出高徒，全新的標準，是否可以起到進一步規范作用，并將中國酒莊酒引上一條科學發展的道路呢?
“酒莊酒”須具備的9項條件
媒體所報道的“標準”，全稱為“葡萄酒酒莊酒證明商標（第5504363號）使用管理規則”（下稱《管理規則》）。其中第七條，“使用葡萄酒酒莊酒證明商標應符合的條件”最受媒體關注。
申請使用酒莊酒證明商標必須具備以下9項條件:
1、有歸屬于酒莊并且能百分百控制的葡萄園；
2、葡萄種植、釀造到灌裝的全過程都是在酒莊完成；
3、葡萄定植后第三年方可出產,并實行限產,畝產在1000公斤以下；
4、酒莊酒的產量應與酒莊葡萄種植面積及單產相對應,酒莊酒年生產能力應不低于75千升；
5、有常年在20℃以下的地下室或有溫濕度相對穩定的儲酒車間；
6、擁有橡木桶的數量要與所生產的產品類型及數量相對應；
7、從事釀酒技術人員均須取得釀造技術相關專業畢業證書或《釀酒師》國家職業資格證書；
8、葡萄園與發酵車間之間的距離合理,且能保證采收后當天入罐；
9、酒莊酒的標簽標注內容應與瓶內容物相符。
酒商態度
業內人士指出，9項條件中，除第4條中“酒莊酒年生產能力應不低于75千升”以外，其余都還比較科學，對酒莊酒的健康發展有一定規范意義。
北京紅葉莊園的莊主李書濱告訴記者，該條例之所以科學，主要在于中酒協在出臺條例之前，與多個國產葡萄酒企業和酒商進行了長達三年的溝通。幾年前的草案，的確還不那么準確，但中酒協也很認真地聽取了酒商們的不少意見，并進行了采納。由于慢工出細活，這次的條例，的確基本都是準確的。
澳大利亞國際釀酒集團中國首席代表席康指出，中國市場的確非常需要一個條例來約束酒莊酒的發展。事實上，中國酒莊酒的發展相當不規范。“前不久我在上海出差，喝到一瓶標有‘1995’字樣的年份酒，但我發現，這家酒廠在1995年還沒成立。”席康介紹到，“以全國前幾強國產酒企所推出的酒莊酒為例，這些酒名為酒莊酒，實際上不少原漿酒都是從西班牙等國家進口過來的。酒莊酒在中國，目前還只是一個宣傳噱頭而已。”
產能下限設置不合理？
不過，也有部分業內人士認為《管理規則》仍存在問題，比如第4項條件就不合理。
“75千升的年產能接近于10萬瓶/年，這在國外，許多名莊都有可能達不到要求。以法國頂級酒莊帕圖斯、羅曼尼·康帝為例，前者年產5000箱，即60000瓶；后者則只有6000瓶/年。倘若按照中國這一標準，這兩個名莊的產品都不能被稱作酒莊酒。這就跟幾年前由國家標準委和國家質檢總局發布的饅頭標準，只允許圓形或橢圓形的叫作饅頭一樣荒誕。”某業內人士指出。
席康也告訴筆者，在法國和澳大利亞，就有很多知名的酒莊都并未達到這個標準，他在法國所見到的最小酒莊年生產量不足一萬瓶，還是列級酒莊。
西班牙食品工程學博士、鄭州荷賽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荷賽·薛更是指出：設計產能下限，反而不利于酒莊酒的發展。在歐洲，多數頂級酒莊的年產能都不能達到10萬瓶。因為如果產能太大，酒莊的工作人員就沒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對每一顆葡萄進行精挑細選。相反，產能越小，酒就會越精。“你說是大鍋飯好吃還是小炒好吃？產能太大，酒莊酒和酒商酒還有什么區別？”荷賽·薛反問道。
席康認為，設立此下限之目的，可能是出于經濟利益考慮，畢竟，許多適合建酒莊的地區都在我國西北部，當地希望以此為門檻，一次性吸引到更大規模的投資，從而帶動更多就業，更大幅地拉動經濟，也更省事兒。
著名的羅曼尼·康帝酒莊，其葡萄酒年產量僅6000瓶
實際執行難?
那么，這個基本科學的《管理規則》，對酒莊酒的約束力又有多大？筆者采訪到的業內人士，大都持悲觀態度。
席康指出，酒莊酒的立法與執法都存在相當大的困難，如前所述，中國許多知名的大酒廠的酒莊酒，都遠未按規范生產，這可能會對執行造成阻力。
筆者還注意到，實際上，這個被多家媒體賦予“標準”稱謂的，實際上只是由中酒協這家民間機構所出臺的一個商標的《管理條例》而已。
我國《標準化工作指南第1部分:標準化和相關活動的通用詞匯》（GB/T20000.1-2002）中對標準的定義是：“為了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經協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認機構批準，共同使用的和重復使用的一種規范性文件。”簡而言之，標準是一個所有從業者都必須遵守的規則，而眾所周知，商標使用的選擇權則在企業，更加松散。
事實上，在中酒協官網發布的新聞通稿《“葡萄酒酒莊酒證明商標（第5504363號）”新聞發布會召開》也一再昭示其“具有公正性的第三方機構”之屬性。由此可見，該條例只類似于一種認證，不像3C和QS那樣具有強制性。
而這種認證，在國外多個葡萄酒產區，實際上都是具有相當程度強制性的。席康告訴記者，在法國等舊世界國家，許多產區的生產工藝不僅僅標準化，而且受到法律保護，酒莊如果違反，是可以通過法律的手段對其進行處罰的。相比之下，《管理規則》的控制力明顯不大，酒商完全可以不聽它的。
席康猜測，中酒協此次推出的條例，其幕后推手，很有可能是類似于賀蘭山東麓眾多小酒莊那樣的商家。但其實，這個條例如果由地方酒協和當地政府來出臺，并形成具有法律屬性的地方標準予以推動，這樣的效果興許會更好。比如你不按照標準生產，在包裝或宣傳企劃打“賀蘭山酒莊酒”概念，都可以被起訴。
荷賽•薛同樣指出：國外的酒莊酒管理，大都通過原產地管理辦公室來執行，有很強的行政干預權。這些權利中酒協都是沒有的。因此，《管理規則》只是中酒協一廂情愿的產物。由于不是強制性的，其發展的好壞，則關鍵在于所推出的商標在民間和酒圈中的認可度有多少。這無疑取決于中酒協這家民間第三方機構如何去運作與服務。
中酒協推出的葡萄酒酒莊酒商標
只不過，盡管《管理規則》僅由一家民間機構所推出，不具有強制性。但通觀使用使用管理規則全文，整個規章制度、管理辦法卻很難覓到第三方機構的影子。
酒商要申請商標，整個認證環節從申報、審批、后續管理都由中酒協一家說了算（詳見“使用管理規則”第三章、第七章）。而無論在中國還是海外，認證工作的公正性，都是通過市場予以保證的。如國內外多個質量體系認證，都是由多家認證機構競爭，并由認監委立法和監督。就連許多強制性執法，政府也更情愿分攤給市場，如歐盟《關于限制在電子電器設備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RoHS）的檢測認證環節是所有第三方檢測機構都可以做；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甚至將后續抽查都交由民間非營利性機構甚至個人來執行，自己只負責采集與公示。這樣做除了可以通過分散權力從而降低腐敗，還可以為政府省錢。
然而，中酒協的新聞通稿顯示，他們專為此設立了一個名為“酒莊酒證明商標管理辦公室”的班子，在流通領域進行抽檢。這樣來做，權力無疑都集中在中酒協一家身上了，其公正性難免會受到市場的質疑。
荷賽•薛認為：“《管理規則》還只是一個很弱勢的認證，現在中酒協需要解決的，應該是酒廠認不認可，消費者認不認可的問題。”
也有業內人士指出，中酒協的財力有多大？如何解決抽檢時的商品購買費、檢測費用等成本？是否需要長期通過財政撥款來支持？這些都是中酒協在推行《管理規則》過程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